我本以为见不得光的卑鄙已经消失

最近，看到了两则有关举报的新闻。

一则是7月1日前后四川大学的学生在军训时互相举报。二连举报一连，男生举报女生，第二批举报第一批……二连举报一连，是因为集合时间晚了；男生举报女生，是因为女生训练量太小；第二批举报第一批，是因为觉得第一批休息时间比他们多……举报如此密集，真不愧是大学生啊。

他们互相举报之后，军训的结果变成了：早上集合时间全部提前了半个小时；女生训练量提升，而男生训练量不减；第一批吃完饭就要到达训练场地……

互相举报之后，没有人获益，所有人都比以前过得更苦了。

另一则是安徽一个14岁的男孩，去举报父亲“非法雇佣童工”，让警察把他父亲抓走。一问之下，才知道是他父亲不过是想让他干点家务活，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苦。

父母让干一些家务活，在这个14岁男孩的眼里，却成了雇佣童工。这孩子对法律真是精通呀。还好，警察没有抓他的父亲，只是教育了一下这个孩子。

林生斌利用悲惨死去的妻儿赚钱，重庆兽父张某亲手谋杀儿女，再加上这两个事件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讲几个有关举报和告密的小故事吧。

唐朝刚建立不久，有奴隶告发主子谋反的。唐太宗李世民说：“谋反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事，必然有同伙，有同伙还担心事情不会暴露吗？何必让其奴婢告发呢？从今以后有奴婢告发主子的，都不要受理，照旧办法，把奴婢处斩就行了。”在唐朝的法律作出改变之前，这个规定执行了一阵子。

元英宗至治二年（公元1322年），驸马许讷的儿子苏拉本着一颗忠君爱国之心，去告发父母：“臣父谋叛，臣母私从人。”意思是，他的父亲意图谋反、母亲出轨。英宗信奉儒家“亲亲相隐”的原则。他训斥苏拉：“你身为人子，侍奉父母，有问题可以隐瞒，但不可忤逆。现在你父母有过，你不加劝阻，怎么还来告密？”元英宗下令杀掉苏拉。

还有一个本应该更出名的故事。春秋时期，郑国的祭仲专权。郑厉公暗中派祭仲的女婿雍纠杀掉祭仲。雍纠准备在郊外宴请祭仲，雍纠的妻子雍姬是祭仲的女儿，她知道此事后，对她母亲说：“父亲与丈夫哪一个更亲？”她母亲说：“任何男子都可能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，但父亲只有一个，怎么能够相比呢？”于是雍姬就告诉父亲祭仲说：“雍纠不在他家里而在郊外宴请您，我怀疑这件事有阴谋。”祭仲就杀死了雍纠。谋划失败的郑厉公逃离了郑国。

成语“人尽可夫”就出自这个故事。

大规模告密的时代有三个。一个是汉武帝时代，为了筹款，颁布了“算缗”的法令，让人民告发他人的财产，一旦得实，告发者可以获得一半的赏赐。另一个是武则天时代，为了扫清统治的障碍，大力鼓励人民告密。告密的人任何人都不得阻拦，在告密期间可以享受中级官员的待遇。即使告错了，也不追究责任。第三个我不敢说，六七十岁的人有经历过的。

也有宁死不告密的，比如唐朝的魏玄同。

魏玄同很有才能在唐高宗时就当过侍郎和尚书的高官。在唐高宗去世、武则天临朝后，他当到了宰相，但是他得罪了武则天重用的酷吏周兴。周兴在武则天面前说他的坏话，于是武则天命令在他家里杀死他。派去的监刑御史房济有点同情魏玄同，就对他说：“您为何不去告密，这样就有机会见到太后，也有机会为自己伸冤了。”魏玄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被人所杀与被鬼所杀有什么区别呢？我岂能做告密的人？”于是，他没有去告密，从容就刑了。

魏玄同是武则天黑暗统治时代的一束光。

历史学者王奇生在《革命与反革命》的开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2008年11月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在课堂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，内容兼涉中国政府，被两名大一女生到公安局和教委以“反革命罪”告发。这两位学生并不知道，所谓的“反革命罪”已于1999年退出新刑法，亦不知道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利，与是否“革命”无涉。两名学生出生于1990年代，生长在21世纪……

我希望不自由的时代永远过去，见不得光的卑鄙的告密永远消失，一切都应该放到阳光下，用自由和公正的规则来确定，不过，现在看来。我是盲目乐观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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